孙代兴

      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所以遵义会议就成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历史性转折。但遵义会议所引起的伟大历史转折，它只是决策于遵义，而真正贯彻实施这一转折，却是从云南扎西境内开始的（扎西镇系今威信县城）。也就是说，遵义会议所确定的各项转折性措施，是中央红军转战到扎西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把这一转折开始付诸实践的。

      中央红军（中央纵队）转战在以扎西为中心的地域，时间虽然比较短暂，前后仅约一个星期多一些（1935年2月5日至14日）,但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把遵义会议所通过的各项重大决议，一一付诸实施：在扎西镇内正式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的文本、更换了中央最高领导成员、整编（缩编）了中央红军、开始实施红军的战略战术转变、建立川南游击纵队开展游击战争等等一系列的“转折”行动。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过程，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更加鲜明。遵义会议作为伟大的历史转折过程，它是在遵义开始的，而这一过程的突出的实质性的变化，则主要是中央红军转战扎西期间，才逐步开始实现的。

      一、扎西是中共历史转折中一个特有的纪念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通过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红军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问题。绝大多数与会者一致认为“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决定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恢复红军以运动战游击战为特色的战略战术原则，即“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还决定更换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人。由于在遵义会议期间，军情万分紧急，红军被迫频繁转战，党中央还不可能在遵义把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贯彻到全党全军，甚至连所作的决议也来不及形成文字，只得留在会后进行，即决定“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情况，当中央红军转战到扎西时，才于1935年2月8日在扎西院子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的文本，使遵义会议的决议，才得以最后完成，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和中国革命史上“最有历史意义的”光辉历史文献。遵义会议的决议在扎西地域通过，它是客观上使扎西成为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永久性历史纪念的地方。

      二、中共第六届中央在扎西顺利实现了领导人的新旧交替，意义深远

      在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基于共同的认识，决定排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和对中共中央的组织领导，因此决定更换中央的领导人。在会上作出决定“把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换中央的领导人。“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的帮助者”,标志着毛泽东的思想主张得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肯定和全面接受。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毛泽东的思想主张成为遵义会议的主导思想，其意义是十分重大而影响深远。正如1945年4月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这次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但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还没有成为全党的最高领导者，他的职位还不足以领导全党和指挥红军。而当时继续掌握着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权的，仍然是坚持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博古（秦邦宪）。政治局扩大会议既已决定纠正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因此排除“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党的统治和对红军的指挥是完全必要的。但在当时军情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间题，还来不及深入具体的辨析，因此，要在遵义会议上就立即撤换掌握党中央最高领导权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时机还不完全成熟。所以在遵义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只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是很明白的，就是要更换当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处“负总的责任”者博古（秦邦宪）。红军在黔北不停地转战，在中央纵队中马不停蹄地一路转进的政治局委员们，一直到1935年2月5日进至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域，政治局委员们在云南扎西水田寨召开的会上，才一致决定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担任的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即陈云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中所说的：“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行军（途）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张闻天接替秦邦宪担任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标志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中央的历史的终结，同时就保证了毛泽东的思想主张能够在党中央得到贯彻，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然，中国共产党内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即王明路线）的完全结束，在其后是经历了一个更长的时期的。

统治中共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长征途中在扎西最后结束，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在扎西开始确立，这又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一光辉的重大史实，打上了扎西地理印记。它使人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时，都知道扎西是遵义会议所确定的伟大转折中的具体的转折点之一，是一个值得永久纪念的地方。

      三、扎西整编是红军重新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遵义会议的主旨，是解决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军事路线问题。会议全面深入地分析了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会议的决议指出：“xx（博古）的防去围专谓使的式战同志在报告和结论中，……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错误路线产生的恶果”。“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并以所‘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使我们主力红军受到了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

      “我们的突围行动”，又“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的行动”。“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三个月的突围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除掩护战而外，却经常是避战”。因此，“政治局扩大会更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反对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的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

      但是，直到红军转战至云贵川边的扎西地域之前，遵义会议的决议还没有能够贯彻到红军各部队之中，中央红军仍然没有有效地摆脱状态。同时，由于红军在转战中不断减员，“各军团和师、团、营、连尽管番号依然存在，事实上是空架子，……单位多、层次多、机关人员臃肿，战斗部队人员缺乏，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机动，不适应作战需要”，。当中央红军各部于2月5日至10日间，集中到扎西周围地区以后，中央即开始把遵义会议的决议逐步传达贯彻到红军各部队中。新的中央军事指挥者一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军事指导思想和指挥方法，大力恢复红军运动战的特长，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与此同时，全面整编缩编各部队，彻底改变“逃跑（式）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把红军从“掩护队”变成“战斗队”，使之适应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略战术的要求。在这种新的军事指导思想之下，红军的扎西整编，就被及时提出并立即付诸实施了。

      1935年2月10日2时，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在扎西发出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并具体规定：一、三军团均取消现成师部的组织、各编足四个团；五军团以现有三个团编为二个团；九军团将五分之三的人编为一个团，并入五军团，其余五分之二的人编入三军团。并规定：

      一、三军团缩编后，其多余人员的一部，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

      红军各部队在执行整编缩编的命令中，由于部队仍然在不断转进之中，且各军团的实际情况又不一样，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各军团的整编没有完全照军委的规定进行。一军团原辖的第一、二、十五三个师，因编制比较足额，只把第十五师归并人第一、二师，一、二两师的建制并未撤销，整编后仍保持两个师6个团的建制，只是把师部的机构作了精简压缩。三军团取消了师的建制，缩编为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等4个团。整编后一个团约有两千多人，相当于整编前一个师，连队人员充实了，部队战斗力明显地提高了。五军团撤销师的建制，缩编为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等3个团。九军团并未撤销，仍保持军团建制，下辖第七、八、九3个团的建制。

      扎西整编以后，中央红军由原来的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包括干部团）。红军各部的机构都大幅度精简了，如军委两个纵队改为中央纵队，机构全面精减，师、团、营、连各级干部层层下放，工兵营缩为工兵连，通讯营改为通讯队，运输队、掩护队、保卫局、供给部等机构的大部人员，以及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通讯员等等，大部都编入了作战连队。伤病员都经妥善安置留在地方。对于随军转运的各种非作战装备的物资，更作了大量的精减处理，以保证部队轻装前进和便于作战。当时规定“凡两个人抬不起的东西都甩掉”，于是对于作战不必要的、并早已成为部队转移中的沉重负担的各种机器设备，如X光机、造币机、造弹机、铸银模子，以及没有炮弹的大炮等等，一律留在地方或进行埋藏处理。扎西整编的效果是非常显著而突出的。中央红军各部队经过扎西整编后，部队中抬轿子、大搬家式的艰难跋涉的长蛇阵队伍没有了，干部战士心中忧心忡忡的阴云一扫而光，变为个个生龙活虎、斗志昂扬，而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和英勇无畏的战斗姿态，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周旋。当时在红军中流行一首歌谣：“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滇黔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¹¹。此时，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开始在红军中得到运用。军委的最高指挥者朱德、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帮助下，为了调动敌人进退，实现红军的战略转移，决定利用黔北的相对空虚，率领红军分两路回戈东进，二渡赤水河，挺进黔北。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打垮贵州军阀部队，重占桐梓、遵义，击溃蒋介石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使各路军阀部队极为震惊，再不敢对红军轻举妄动，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重大作战胜利。

      四、扎西整编中组建的川南游击队，在川滇黔边播下革命火种

      中央军委1935年2月10日在扎西发出的《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规定：“依新编制改编（后），其多余的人员……一部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党中央根据当时敌情的新变化，在红军不能照原定计划渡过长江北进的情况下，党中央和军委拟率领主力红军在川滇黔边建立新的苏区的同时，就立即抽调部分领导干部和部分战斗部队，组建红军游击队，会同地方党组织原已建立的叙永特区游击队，组成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云贵川三省边区开展游击战争，播下革命火种，发展和壮大地方革命武装斗争力量。

      根据党中央在当地组建红军游击队的决定，军委抽调三军团第六师政委徐策、长戴元怀、中央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泽鸿、八军团民运部原南京市委书记夏才曦等五人作为开展游击战的领导核心，组成了中共川南特委，作为开展游击战的领导核心，任命余泽鸿为宣传部长。军委抽调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和几名机械修理工，组成了红军川南游击队的基干队伍。1935年2月12日，在徐策、余泽鸿等人的率领下，红军游击纵众队在扎西石坎子正式组成。当时，游击纵队有队员400多人，各种枪支600—700支，还装备了4挺重机枪和一部电台。原活动在扎西和叙永一带的地方党组织的叙永特区游击队，奉命到叙永树坪与红军川南游击队会合，正式合组成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任命原叙永特区游击队队长王逸涛为纵队司令员，徐策为政委，曾春鉴（原红六师参谋长）为副司令，刘干臣（红军新编师师长）为参谋长，龙厚生（原国家保卫局派驻通讯学校特派员）为特派员，纵队人员扩大到600多人。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诞生后，立即在川滇黔边区的丛山峻岭中，对围追堵截我红军主力的敌军展开游击战，在敌人重兵防守的川滇黔边区穿插迂回，与数倍、数十倍的敌军周旋，把大量的敌人兵力吸引到自己周围，在一定程度上掩护了中央红军主力回师东进和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回师黔北时，在黔北各地先后组建了红军黔北游击队、红军赤水河游击队、红军遵湄绥游击队等。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与黔北各红军游击队互相呼应，对敌人的追剿部队和地方军阀及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北上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转移北上离开贵州和云南后，活动于川滇黔边区的川南游击纵队和黔北各游击队，继续顽强奋战，广泛开展游击战活动。在1935年2月至1937年初的两年多战斗中，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和黔北各游击队联合，扩大组成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队伍扩大到1000多人，转战在三省边区的20多个县，开辟了约1000平方公里的游击区。

      游击纵队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战斗环境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经过约两年的战斗，领导人徐策、余泽鸿等先后英勇壮烈牺牲，纵队司令员王逸涛叛变投敌。1937年初，继任纵队政委龙厚生、参谋长曾春鉴等人，率领一部分游击队员转战到扎西境内的水田寨时，被敌人重兵围困，游击队弹尽粮绝后，龙厚生、曾春鉴等纵队领导人被敌人围捕杀害。游击纵队的最后一批领导人壮烈牺牲后，失散的游击队员无人去召集和重新组织起来，红军川滇黔游击馨队的主体力量从此结束。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虽然在1937年初结束了，但由特委和纵队发展组建起来的川南游击支队、贵州游击支队、云南游击支队等三支队伍仍然英勇顽强地战斗在三省边区。贵州游击支队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独立进行战斗到1942年；川南游击支队在它的特别英勇善战的领导人金遂的率领下，坚持战斗达10年之久，直到1945年金遂牺牲后，才停止了战斗；云南游击支队在特委新培养起来的殷禄才率领下，在川滇黔边区英勇战斗达12年之久，直到1947年2月，支队长殷禄才在对敌战斗中英勇壮烈牺牲后，支队才停止了战斗。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和它发展组建起来的云、贵、川三省边区的游击支队，在12年的战斗中，面对强敌和极端艰险的自然环境，毫不畏惧，顽强战斗，在三省边区的劳动人民中广泛播种革命种子。在游击战争结束后，一些幸存下来的红军干部、战士和游击队员，有的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继续进行隐蔽的斗争，有的人后来参加了“中国民主联军滇黔川边区第二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和“川南武工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为迎接川滇黔三省的解放继续贡献了力量”。

      红军转战扎西期间，开始逐步贯彻遵义会议所确定的新方针和路线，开始实现伟大的转折。中央红军随即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英勇顽强地战斗在长征路上，不断地突破敌军的严密封锁和围追堵截，从而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国革命战略基地的大转移。

（信息来源：昭通文史资料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