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升华
对于曾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轰轰烈烈地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其功过作了结论，认定是一次大的失误，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的，“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再加上命令风，被称为“五风”。这是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违背客观规律，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出现了许多偏差，是中共党史和建国历史上“左”的典型表现之一。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我那时虽是中学生，所闻所见所感，以亲历点滴窥见“大跃进” 运动之一斑，以总结历史之教训。
“共产风”造成的严重恶果
1957年7月在两河中心小学毕业后，参加了全县600余名高小毕业生的升学考试，只取50名进入彝良一中，我得到两次“录取通知书”。因为整风反右，拖到10月后才入学，那学期实际只学了两个多月。伙食较好，每顿都有炒菜和豆腐波菜汤之类，米饭也让吃饱。
1958年“大跃进”开始。内昆铁路开工，年初铁路工人就不断进入县境。现“彝良大酒店”地址原是河滩，乱石堆积，被劈建为“铁路工人俱乐部”，铁路文工团演出的节目大气，水平较高，很吸引观众，我们看后为之喝彩。城西端大河对面建“康复医院”。那时铁路建设主要靠人工操作，因而城内流动人口猛增，热闹非常。2月底收假回一中后，伙食就大变样了，吃存仓包谷饭、老包包白叶、天星米菜煮汤，且很有限。当时误认为是因铁路工人增多“抢”了我们的饭碗，后乃知是全国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强调“一大二公”实际上是“一平二调”，把贫富拉平，无偿调拨土地、粮食、物资、劳力，严重平均主义的。“共产”给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同年夏季后城乡办起公共食堂，各家各户捐出粮食都到食堂凭票吃饭。认为积存的粮食没有完全拿出的就派人到楼上搜查。粮食投完了就“放开肚皮吃饭”维持了极短时间就放不开了。产量放“卫星”，做饭也要放“卫星”。炊事员为了放卫星，蒸了第一道的饭洒上盐水让其发透，颗粒增大，由每斤包谷面蒸两斤饭到两斤半、3斤以上。“卫星”是放了，饭却不抵事。母亲在田黄街上生产队管理食堂兼炊事员，讲了两个小故事：生产队长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出力多、消耗大，饭不够吃就常在已经有盐的大颗粒包谷饭上再撒些盐，食后口渴拼命喝水以饱肚皮；一老农把全家6口人的饭票垄断了，他去食堂打饭吃时，几个孩子站在旁边呆呆地看着，他旁若无人，只顾自己狼吞虎咽。孩子们馋得吞口水，有人提出要其分给孩子们吃，老农不理，却对孩子们说：“儿些，你们年纪小，吃的日子在后头，你们站开点，等老子吃饱再说。”有一次，这老农跑到外队关口食堂，找到半边破水瓢，趁炊事员背过身，从甑子里撮满半瓢饭，待炊事员发现，他已跑出几步，炊事员跟追，他边跑边吃，待炊事员快追上时，他已经把五六斤饭吃光，将瓢丢在地上扬长而去！任凭炊事员臭骂，他回头哈哈大笑说：“感谢你不警觉让我吃饱肚子，你骂累了还麻烦你把半边水瓢带回去。”弄得炊事员哭笑不得。人们称他为“大肚罗汉”。
在学生伙食上，装了数年的老仓包谷虽不曾用盐水浸泡，但撒水也过多，1斤饭不满碗，仍吃不饱；包包白老叶子、天星米菜打长桩。记得有几次轮到我们班我们小组洗菜，包包白老叶子上大粪干成壳壳，背到威尔河（小河）去洗，因粪便糊得太紧，我们就用刷子刷、指甲刮，洗净后背到食堂下锅。如果洗不干净，就只有连粪便也吃了。无论怎样，每个学生连汤带水一铁勺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个精光。慈母听我诉说后，把她与弟弟的饭票省下来称出包谷炒就磨成炒面，红辣子磨成“酱海椒”，红苕煮熟炕干，或将洋芋、老南瓜之类背到学校充饥。有菜，买不起或无菜时，就用“酱海椒”下干饭，几天解一次大便。同学刘景星从家里背些盐菜来分我一些，遇到吃面条就多放盐菜充数量。
“大跃进”暴露出不少问题，中央着手纠正。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总结教训纠错，后期变成“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了敢于说真话的彭德怀等人，八届八中全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为“反党集团”更为错误。口号和行动更“左”，“五风”更为盛行。1959年叫“持续跃进”，1960年“特大跃进。”我们的时事政治课只能随当时的形势进行。“大跃进”和“反右倾”加上严重自然灾害，而此时“社会主义阵营”支柱国家——苏联“老大哥”的发号施令者赫鲁晓夫又与中国翻脸落井下石，背信弃义撕毁中苏和平经济援助条约，收回设计等各种资料，强行要中国赔还过去借的贷款，撤走苏联专家，使许多建设项目停工、报废。损失巨大，雪上加霜。内昆铁路也在其中，被迫停建，这一停就停了30多年。毛主席、周总理强调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勒紧裤带，还掉贷款，渡过难关。于是从1959年到1961年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吃穿特别紧缺，实行供应票券。大约1961年每人只发了1.7尺布票，缝一条短裤都打紧，被苏联的一些舆论攻击为“中国人三人穿一条裤子”。国家和人民遇上一次大灾难。公共食堂再也办不下去了，各户自行开伙。但因家中无粮或缺粮，农民有的吃“观音土”（白泥巴）、蕨渣、棕棒棒、芭蕉心和各种山茅野菜；有点包谷的直接打细不筛蒸食，泡上汤便浮上一层糠，包谷糊捣碎、谷壳碾细、毛稗碾细成糠，蒸食算好的了。1 96 1年秋冬，田黄、两河一带稻田里的小螺丝特别多，捞了煮食当饭；那年山上产笋的竹子开花结籽很多，据说60年一次，开花结籽后全部死亡，然后重新长出。结籽如花生米、银杏、枣子那样的长圆型，称之为“竹米”。人们用背箩打杵到山里背了许多回来煮食度过饥荒。放寒假回到家里，吃到嫩脆香甜的竹米很兴奋，吃得肚子鼓胀，放屁连天，吃多了也会厌；田螺太小剥壳费事腥气重，可在无食无肉的年月当肉吃也算口福了。
寒假期间，我同二舅吴学吉从田黄背货到钟鸣，又从钟鸣背货返回，翻过黄皮岭饥肠辘辘，路过宝丰坝一农家便进屋暂息，提出买饭吃，回答说没有。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到火炉边烤火，天南海北地吹牛，二舅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壳子吹起来笑声不绝。一位40多岁的妇女见我人虽小但能讲些书上才能见到的故事，想到我一定读过书，便问道：“小伙子，你读过书吗？”“读过几天”我回答说。
“能写文章吗？”
“大文章写不来，狗屁文章可写一点。”
“说正经的，我要请你帮忙。”
“帮哪样忙。”
“我家有个儿子的婚姻官司请你写个状纸如何？”
“状纸没写过，你们觉得可以就试试看。”
他家高兴得不得了，立即端茶送水，找来纸笔，说了事情经过，用了个把小时写出几篇，全家恭维。儿子的母亲说：“我们寻天觅地请不到人写，想不到家中来了活佛，老天有眼。”叫赶快摆出饭菜。我以为既然是“活佛”定会有好饭好菜款待，结果是蕨渣饭老酸菜，我们饥不择食，吃了几碗饱肚，背着生意又走。事过十年后遇见其子在田黄新田小学搞修建把我认出，说十年前我帮了他的大忙，婚姻官司打赢了，媳妇归他，还生了几个孩子，对我“千恩万谢”！后得知，此媳妇原在另一家，说是他拐走的，媳妇不愿回去，那家也写状纸上告无效。然我对失去媳妇这家却深感有愧。这是反映当时真实情况的一个插曲。
从以上事实看出，“大跃进”中刮起的“共产风”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恶果。
全校有名的“瘦猴子”
从1958年开始，彝良一中同其他地方的学校一样，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这对学生的思想素质和体质锻炼有一定好处，也能让学生挣点伙食费。但是那时饿着肚子搞勤工俭学分外艰苦，是严峻的考验。记得开学不久的第一次活动是全校学生去来回百里左右的冯家湾铅锌厂背铅巴（块）。
底小口大的铅块成薄梯形体积，每块重50斤以上。由初中六班（毕业班）班主任戴红军老师带头，他是个四川人，吃得苦，他带头背两块，我们九班的几乎都背一块。我的是竹编快烂的在家里装猪草的方背箩，铅巴落底，重量坠在臀部上，腰弯得像个驼背老头。背到马扛，背箩底坠通了，铅巴掉地，无法行走。同班苗族同学王正文年长力气大些，见状主动帮我把铅块抬起来加在他的背箱上，背了一段路，见他汗如雨下，很吃力，我为他助人为乐的精神所感动，过意不去，急叫他歇下，另想法让我背一块。我俩找了几根柴棍，把背箩倒过来穿在底上，放上铅块，既解决了问题，又背着起肩，重量落在肩上、背上，比原来的背法好得太多。王正文同学边走边等待，我俩走在最后，夜幕降临，抗拒饥饿坚持到县城交了货，回校已筋疲力尽，吃完饭倒床便呼呼大睡。
发觉疼痛，见肩、背磨破了皮。可惜这位品学兼优的同学因家贫初中未读完就失学了。
有一次我班到金家渡背大豆，沿洛泽河边崎岖不平的小路行走，往返几十里，我穿的草鞋把脚跟磨破，把大豆背到食堂，全班同学几乎都成了“跛子”。
几次背货到毛坪，那里走小路经花生地、石板河、发界等地，往返60里。凌晨打的一斤包谷饭只能吃一半，留一半在途中吃，保障把货背到毛坪，无钱买吃的，货交后速往回跑。饥饿是一种酷刑，身软力乏，大汗如雨，下河喝水，又扯把茅草扭成绳，拴在腰上，将肚子勒紧，鼓劲到校，两眼“落抠”（陷）犹如病人。经常到发界背砖背瓦亦然。
给食堂挑水成了我与同乡同班同学刘景星、刘邦钧和其他班几个同学的专利。五分钱一挑，从中河坝挑到鲁家坪。
到中河坝上完早操担一挑水到食堂，每节课后的15分钟也要担一挑。上课铃响了，飞跑着进教室，全身只穿一条紫色布短裤，赤脚，坐在教室里任凭汗水流淌，用苦丁茶膏泡一品碗（最大的土碗）开水，边喝边听课。这极不雅观、极不礼貌的行为明知不妥，但身不由己，成了厚脸皮。老师和同学们体谅我的艰辛，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习惯成自然，不谈高矮，由他去吧！高中的三年未能间断。父亲建国前帮人背货到雷波（时称蛮溪口），被黑心人卖进凉山给奴隶主当娃子未回，家中只有母亲带着弟弟，成天在食堂后来给生产队当保管员、加工茶叶的母亲哪来一分钱？就靠每月2.5元至3.5元的人助金，其余全靠勤工俭学，咬着牙关挣钱。
刘景星和刘邦钧的家庭成分土改虽分别被划为富农和自耕中农，到“大跃进”年代已一无所有，与我这个贫雇农出身的没有两样，都穷得叮当响。由于饭吃不饱，我与二刘等同学去鲁家坪后面生产队的地里摘散落地里的苕藤、捡收割后落的包谷、刨落掉的花生和红苕，被社员发现后追来，只好逃跑。
严重的营养不良造成严重贫血，跑跳起来腿软无力，不听使唤，个子瘦小，体育成绩很差。196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仍只穿那条紫色短裤，坐在宿舍的门槛上缝补着一件背心，教导主任董嘉德老师路过，见状把我叫起，关心地问长问短，从家庭历史问到在校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当天晚上下夜自习后全校集队的大会上，董主任说：“今天我碰见九班的杨升华像只瘦猴子，简直是只有皮包骨头。现在全国都发生瘦病、肿病，我们学校也不例外，杨升华就是瘦病典型，要引起高度重视，关注这些同学。”从此我这个“瘦猴子”在全校出了名。毕业体检时身高1.5米，体重70斤。我班得肿病的有苗族学生杨文章、马知云等。
1960年秋进入彝良一中高中第一班。在上级的指示和帮助下，学校对瘦、肿病者给了特殊照顾，办营养食堂，每顿给瘦、肿病者多一铁瓢（3两左右）“懒豆腐”（大豆煮熟后磨成的浆，内适当加入腊肉切碎的颗粒），当然是大饱口福。
尽管那时下夜自习董主任都说“讲三五分钟”，但往往讲半小时、一小时以上，一些学生站着打瞌睡，师生怨声载道，可我心中总是感激他发现了我这个“瘦猴子”，使我首批参加营养食堂使身体慢慢康复。我认为，总体上董嘉德是一位事业心、责任感很强的教导主任，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呕心沥血，讲话过多是当时形势使然，方法欠妥。后来纠正“五风”的过程中董主任被调走，是否与此有关不得而知，如与此有关就受委屈了。
举世空前的森林大毁灭
大炼钢铁铜是“大跃进”中一个突出的群众运动。那时国家定的指标每年产钢几千万吨，钢产量提出“十五年超英赶美”，普遍唱的歌是“拿出革命干劲来，……跑得飞快，赶过快咽气的英国老王牌，克服困难，排山倒海……”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于是全民动员，到处刨矿、到处建炼钢炉；矿石不够，砸烂铁锅、搜集废铜烂铁拿去冶炼。用的燃料是木柴。大炼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都需要源源不绝的木柴，这就只能向大山进军，向森林开刀，于是古老的原始森林、社有林、队有林中的大小杂木被一棵棵地砍倒，一片片地砍光、一截截地放进火炉，就这样成年累月地燃烧，森林成了茅坡，茅坡成了“火地”，造成史无前例的森林毁灭。森林哭泣，大地流泪，人类毁灭自然，自然报复人类，“洋法”“土法”上马，多数炼成废渣，各种损失无计，人们心里流血。
从田黄到县城必须经过两河、龙安两乡交界的分水岭山王坳垭口，这一带的原始森林把山间小道盖得严严实实，阴森恐怖。建国前这里是匪盗、野兽出没之地，拦路抢劫、杀人越货、野兽伤人的情况时有发生，每每路过此地的人都会心惊胆颤。1957年底以前都是森林茂密，1958年放暑假回家通过此地时变成了荒山秃岭，被烧成火地的地方还覆盖着柴灰。我庆幸在光天化日之下再不怕豺狼虎豹、盗贼隐藏，而不知这是一场劫难。直到如今，除山腰有极少人造杉木外，却都是秃岭上长出点矮小的灌木丛。后得知洛旺、麻柳溪等地白水江和洛泽河沿岸一些古老黄桷树就是那时砍伐用作烧柴的。
1958年夏、秋间，我们九班一次去洛泽河岸的新街子铅锌矿参加劳动；一次去石垭村二坪子炼铁厂劳动，帮助背矿、捡矿，遍地是合抱粗、几尺长的圆木横七竖八地摆着，临时搭的工棚拥挤不堪，开饭时在野地摆菜、辣椒碗，多是白水煮萝卜菜。有限的瓷盆早上用作洗脸，两餐时装饭菜，晚上洗脚，周而复始。有的女同学听说用洗脚盆装菜，掩鼻皱眉，但环境逼迫，不吃不行。在了数天，未见成型钢铁，“铁狗儿”、废渣则遍地都是。
对于森林的毁坏，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时，不适当地鼓励农民扩大耕地，导致毁林开荒，森林又遭一次破坏。1985年至1987年我在奎香工作期间曾到林口阿角自然村，路从一片陡坡的山腰经过时黄沙一片，不小心就滚到十数丈高的河沟中，带路的小学老师告诉我；这一片就是80年代初砍光的，村民经此路挑水时桶都摔坏不少，遇冰天雪地更险。我是依仗一根竹棍通过的。
浮夸虚报泛滥成灾
浮夸虚报是“大跃进”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制造谎言的典型。当时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提出高指标。为显示高产，在粮食亩产上“放卫星”，一个比一个、一次比一次报得高，报少了就要挨批评、辩论、批判、斗争。在这种趋势下，产量由亩产几百斤到千多斤、几千斤、万斤、十万斤，甚至十五万、二十万斤。为实现高产，就大搞积肥运动，在每户和集体的粪坑中放进各种青草让之腐烂；将植物秆、杂草、垃圾堆积起来，洒上坑中清粪，糊上浠泥，称之为“堆肥”；特别是挖老墙土、坟山尸骨腐土积肥，手段可谓残忍。有的祖坟山被挖得天翻地覆，用尽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手段，坟地被毁，尸骨遍野，“肥”未积多少，却使人心寒、恐怖。
在当时形势下，一中也得紧跟。县农场的土地划出部分分给各班，强调按亩产10万斤的要求操作。我班不到半亩地，按要求先挖出1米以上深坑，然后铺一层树枝、树叶和杂草，泼上清粪，撒上麦种，铺地一层。长出苗后又淋清粪，浇灌多次，苗棵拥挤，收割期成一片黄草，几乎没有麦穗。“十万斤”变成无收，麦种、劳力、肥料白丢，浪费了土地，刻骨铭心。浮夸风的危害可见一斑。
“扫盲”工作“大跃进”是高潮，文教部门和中、小学承担主要责任。客观地说，那时扫盲也起了作用，不少人由文盲到初识字或小学文化。但浮夸也达顶峰。为了争上游，不少地方一夜之间就扫除了所有的文盲，真是“哄鬼都有罪”。说实话的只有被辩论、插白旗、挨批斗。1959年春夏的农忙假，农村籍的中学生全部转到各自的家乡参加扫盲，老师们分到各公社或大队。我负责的是田黄大队街上、陈家湾、凉水井等生产队，白天夜晚随社员上工地劳动，待社员工间休息的短暂时间教大家识字、唱歌。半个多月的农假我负责的片区群众究竟识得多少字自己说不清。农忙假快结束时老师们到两河中心小学集中，我们中学生也参加。汇报时铜厂小学负责老师说了实话；按照上面要求短短时间内完不成扫盲任务，有的地方说一天两天就扫除文盲是哄鬼。这下脱不了爪，通夜辩论。我瞌睡太来，何时倒在书桌上睡着了都不知，天亮醒来还在辩论，直到中午。这位老师见没完没了的辩论下去毫无意思，害人害己，只好转弯，按瞎吹的要求作了“保证”才总结散会。吃了中饭各自返回继续进行。农忙假期满返校经过铜厂大队范围时，见田边地角全部插满写上拼音和汉字的竹匾、木匾，农户墙上写满标语，坚持办了夜校。据说后来争了“上游”。彝良一中一位诚实的中年老师分去钟鸣，因不会瞎吹得了“白旗”。
反“五风”一纠错
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右斗争”，从1957年夏开始，1958年上半年结束。“右派分子”的定性处理、“劳教”、干部下放等均是“大跃进”开始之后。历史证明，反右斗争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典型表现，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误伤了不少同志。1962年反“五风”时对“反右倾”中错处的人作了“甄别平反”，给多数人摘了“右派分子”帽子，但彻底纠正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在新街子劳动中，我意外地遇见在县法院工作的幺舅程睿贵，我问他因何到此？他只简单回答“下放劳动”。再问原因，他面带无奈，严肃地对我说：“你年纪小，还是娃娃，懂不得社会，不要问这么多！”我明白他有难言之隐，不再多言。他关心地问我的学习、生活，我一一作了回答，勉励我努力读书，做到“三好”，走正道。那时他还是单身，想念外婆，他无法抽身看望，要我放假回家多问候关照老人。我应允，返校时有难舍难分之感。不久作“开除”处理，回家劳动生产。1979年后落实政策，恢复工作退休。
二舅程睿华老实厚道，以教书为业。1943年在角奎读书时参加国民党，同年受县党部委托参加筹建田黄区分部，选任了几个月的宣传委员。以后都教小学，没有做过危害人民的事。建国后任过村长，积极参加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受到干部群众好评，继续教书。国民党问题本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期间，宣传抗日之事，但有人不但不作为进步表现看待，反而给他戴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取消民师资格回乡劳动，他还是老老实实做人。“五风”盛行期间，他任生产队会计，不赶时髦、实事求是记账、算账，常常日夜工作。我被他高度负责的精神所感动，假期间回家帮助他拨算盘、抄账簿。由此，“大跃进”中他不但没有挨整，还把“历反”的帽子给摘了。“文革”那样大的内乱，多少人没有逃脱被武斗，他却居然未损一根毫毛。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活到80岁。
由于纠正了“反右倾”、“五风”等方面的错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并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左倾错误不但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而且还有发展，成为新的隐患。
（信息来源：昭通文史资料第九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