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良
金沙江，在千万年蛮烟瘴雨反复搓揉的土地上，衍生了新石器时代黄龙村、金银山下用石斧的祖先，衍出了第一缕生生不息的炊烟。金沙江畔的绥江，繁华锦秀，物产丰饶。金沙江也是我国亟待开发的最大水电基地，是世界上少有的水能资源最富集的河流。建设世界级巨型电站工程的移民安置对于昭通人来说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让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热土的人们离开他们朝夕相处的家园，谈何容易。人们普遍关心移民后的生活状况、有关赔偿补贴标准、今后的发展前途等。因此，在较大范围、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人口再分布，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配置方针的制订；使移民能够“搬得出，安得稳，逐步能致富”的目标得以实现所采取的实施步骤和重大措施等进行筹划设想；以及解决移民的思想认识，解决干部的思想认识，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树立机遇意识，充分发扬敢闯敢干的精神，清扫人们种种思想障碍，实现思想认识质的飞跃，以“举全县之力、搞好支援服务”为宗旨，全县上下一条心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搬得出，安得稳，逐步能致富”的目标。基于此目的，本人力求从浩瀚的史志典籍中摘取只言片语，了解绥江历史上的古人是怎样迁徙、开发、发展多生息，让读者了解绥江谚语中“树挪死，人挪活”的真谛。
一、绥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距今七八千年时，绥江进入新石器时代。是时的古绥江，地土肥沃、资源丰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其西南山地为郁郁葱葱的森林覆盖，其广袤的原野丛生林树灌木。域内有发源于西南山地的大汶溪、小汶溪、新滩溪、会仪溪等七大溪流与金沙江合流东去。这片神奇而肥沃的土地，为斯地原始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和物质条件。
1984年发现的黄龙村新石器遗址，位于南岸镇南岸村黄龙自然村，现残存遗址约1000平方米，表土层0.4—0.6米，文化层为褐色沙土层，厚约0.6米。1984年11月至12月县文化馆在黄龙村文物普查中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在村中南北两个相邻的小山坡上先后收集磨制石器共5件石斧，（其中一件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其先后又在中城镇金银山、后坝村、南岸镇团结村等沿江一带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等新石器时代文物,经专家鉴定为新石器时期人类所使用。足以说明绥江境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此“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发现，表明新石器时期，古绥江地域的金沙江河谷地带及周边山地即有原始先民生息繁衍。绥江人使用石制生产工具，不断地改造和适应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得以生存、繁衍下来，为创造灿烂的古绥江文明作出了贡献。
二、绥江是氐羌民族南迁的主通道之一
人口流动、民族迁徙，自古有之。横贯川西南和四川盆地的长江,自古就是我国东西民族迁徙的交通动脉。纵列川西高原的岷山山脉,自古也是我国南北民族迁徙的往来走廊。巴蜀地区自古就有许多族群活动、生息和繁衍,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光辉灿烂的巴蜀古代文明。古代生活在甘肃地区的氐羌，种类繁多，分布很广，其中有些支系从东而西，又沿川西走廊，先后聚居在西南地区，云南石寨山文化的铜器中就有羌人南迁的场面。羌族、嘉绒藏族就是留居在岷江和大渡河上游的氐羌。在大渡河、雅砻江流域则以彝族为主，又有耳苏人。在金沙江大拐弯附近则有纳西族聚居。
《水经注·若水》称，约在公元前二十六世纪，居住于北方的“黄帝长子昌意，降居若水（今雅砻江），娶蜀山氏女……”《后汉书·西羌传》称：公元前380年左右，秦霸扩版图，迫使北方氐羌人南迁，“秦献公初立……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其后子孙分立，各自为种，或为旄牛种，越西羌是也。”氐羌族循“西山南道”，翻越巴廊山口南下，沿青衣江、岷江而下，翻五指山过金沙江直达滇池区域，古绥江成为氐羌南迁的主通之一，这些南迁的氐羌人与迁居地原住民融合，形成了蜀南地区不同的氏族部落。南下氐羌人在绥江境内金沙江一带及周边地区融入“绥江人”部族。其部族由于迁徙而分布渐广，直至两汉时期，绥江周边地区有了僰人、邛人、濮人、“苞蒲”部族的记载。先秦巴蜀地区的濮人,多为商周时代即已在当地定居的族群,也有春秋时代从江汉地区迁徙而来的濮人支系。分布在川境的濮人,以川东、川南和川西南以及成都平原最多,也最为集中。他们名号虽异,但在来源上却都是古代百濮的不同分支。后来,随着各地濮人经济、文化、语言等的不同发展、演变,以及与他族的混融,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集团。秦汉时期及以后历代史籍对这些民族集团或称夷,或称蛮,或称僚,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当然，南下氐羌人在绥江的开发与发展尚需寻找更多更清晰的证据。
三、秦汉王朝的“通道置吏”和“移民垦殖”造就了古代绥江经济文化的辉煌
西周春秋之际，传说中的杜宇就在昭通（古称朱提）兴起。杜宇是昭通人，经过他长期的经营开发，相对于周边来说昭通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并成为其发祥地，在入主蜀国后，又将昭通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蜀国，“教民务农”，得到了人民的敬仰，以致巴、蜀农时，人皆“先祀杜主”。
然而，这种开发和繁荣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相对短暂的，在此后整个黄河流域崛起之时，特别是在秦朝以前，这里却成了中国相对落后的地方之一。而中国南方的繁荣，正是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南方各民族人民辛勤劳动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南北人民共同的努力，描绘出了今天的鱼米之乡。
古蜀王朝以后，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在北方的黄河流域，直到秦朝，包括昭通在内的南方广大地区仍然十分落后，很多地方在农业上采取刀耕火种，生产力极低，即使是西汉初年的文献，也有大量的南方落后的记载。《淮南子·主术训》有“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跖耒而耕。”《盐铁论》有“百姓木耕手薅，衣食不足。”这些记载，与当时繁华的北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移民改变了这个状况。
结束诸侯割据局面，完成封建国家的统一事业，是春秋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秦统一中国后，创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秦始皇采纳了李期“今海内一统，皆行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尽罢诸侯，建立单一的由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并随即着手开发西南，加强与“西南夷”的政治经济联系成为可能。由于昭通的地理位置与巴蜀接壤，且昭通是经济文化与汉族相似的僰人区，故而首先着手经营昭通，并以此为通道，开发云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即派常頞在原蜀郡太守李冰所筑由蜀郡（成都）出发，沿青衣江经今夹江至乐山，又遁岷江下至僰道（宜宾）的“僰青衣道”基础上由僰道向南延伸。绥江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使得氐羌南迁时的通道再次成为南下移民的通道之一。这就是昭通地方史和云南地方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国历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页——“五尺道”。
《史记·西南夷传》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史记》司马贞《索隐》说：“谓栈道广五尺。”《后汉书》颜师古《注》曰：“其处险厄，故道才五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五尺道在郎州。”《水经·江水注》又说：汉武帝时，唐蒙“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曲靖），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王象之《舆地纪胜》载：“西汉僰道，即汉武帝遣唐蒙凿石门（今盐津豆沙关）以通南者”。秦王朝不仅“通道”，而且还“置吏”。即委派官吏在金沙江以南地区直接进行统治。为了便于对包括绥江在内的南方地区进行管理，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在灭掉六国后，还迁徙了50万中原人到南方，包括绥江、昭通这些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中原的铁器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随之传入，这些措施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五尺道的修筑，在巩固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中央王朝的权力传输线，也是维系边疆与中原交往的重要纽带，使“西南夷”各部落和内地的经济文化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据《史记·货殖列传》载：秦汉之际，关中与四川之间，四川与云南靠四地区“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商贾往来于途，络绎不绝，把奴隶人口及其它物品运入四川，又把四川的铁器等经绥江输入昭通等地。铁器的输入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昭通出土的东汉墓葬中发现铸有“蜀郡千万”“蜀郡成都”字样的铁器，从字体上看当属东汉前输入品。“通道置吏”和移民是相互联系的，其目的在于加强对“西南夷”的管理和统治。虽然这次迁徙是朝廷的主观行为，对西南夷的经营是短暂而不深入，加之秦朝的暴政和很快地灭亡而告终。但其本身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为此后两汉在昭通的置郡县，继续经营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至两汉时期，包括绥江在内的昭通广大各族人民普遍接受了汉族移民和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因而在生产上有了显著的提高。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135年）首先在靠内地区的昭通设置朱提、堂琅、南广三县,实行“移民垦殖”政策，即从内地迁移一些汉族人口到“西南夷”进行屯田，这种活动最初是为了保证郡县驻地的官吏和军队的粮食供给，在当时，如果驻军和官吏们的一切用度都完全依靠中央财政或各土著贵族的贡纳，不仅不能及时、可靠，而且需要量过多，势必引起带民族色彩的反抗。所以，汉朝廷乃采取“移民垦殖”这一套措施。《史记·平淮书》载：“通西南夷……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即从汉武帝在西南夷置郡县之始，便号召内地的汉族地主、商人到这些地区屯田，他们把在西南夷屯田收获的谷物交给当地的郡县官吏，以供驻军和官吏们食用，然后由郡县官吏发给凭证，让他们到内地的府库中去取钱，这样一来，使有不少内地汉族中的地主、商人到西南夷地区屯垦，而他们又在内地招募一大批汉族农民到这里来为其种田。以后，以各种形式进入西南夷垦殖的汉族人口便不断增加，除地主、商人及招募率同而来的农民外，还有在内地受剥削而贫困破产，以致犯了罪被迫流徙押解而来的“徙死罪”、“奔命”、“谪民”、“三辅罪人”。有的虽不曾犯罪，但却在内地无以为生，所以，在朝廷的号召下应募而来，也有一部分居住在接近西南夷地区的汉族农民，当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后，便主动流入垦荒。另外，被派到新设郡县据点上驻守的士兵，时间长了不能回去，也就流落定居下来，成为移民中的又一部分。移入的汉族人口的分布区域正好是西南夷地区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亦即主要在郡县据点和河谷坝区。古代昭通是靠内地区，便于商贾往来，道路四通，栈道千里，当地僰族居民汉文化程度较高，土地肥沃，特别是坝区的条件更为优越，因而吸引了众多的汉族移民们，特别是那些内地汉族地主、商人、无业为生者及巴蜀等接近古代绥江、昭通的汉族农民。他们大批拥入，盛况空前，车马塞途，人挤不可进；满山遍野，荒烟四起，夜以继日；田野间，民众数万，垦殖不闲。昔日荒野顿成千顷良田。“移民垦殖”政策在当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在政治上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地方政权，如果单纯地依靠“羁縻”政策而欲进行长期稳定的统治是不可能的。当一些土著贵族不愿接受“羁縻”而进行民族性反抗时，汉统治者便依靠这部分移民的力量和另一部分仍然接受“羁縻”的贵族把统治地位依然稳定下来。其次是加强了民族团结和民族大融合。《华阳国志·蜀志》在记述了僰道及其以南的僰人后说：“汉民多，渐斥徙之。”实际上是逐渐与移民垦殖而来的汉族相融合了，因为从事定居农业生产的民族不可能全民族性的迁走。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是使朱提（昭通）的大部分地区得到开发，使过去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万屯粮仓”。《太平御览》卷七九一引《永昌郡传》说：“朱提郡，川中纵横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口，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利用千顷池、龙池灌溉稻田，可见其农业生产规模之大。
1987年夏至1989年酒坊沟出土了闻名滇川、震惊史学界的战国至东汉时期具有巴蜀特征的器具。包括青铜器和陶器共37件，属国家三级文物2件。另有鍪2件、甑1件、钺1件。钱币类包括“半两”、“五铢”两类，其中半两13枚，五铢9枚，陶器2件即罐、豆各一件。
国家三级文物是：青铜剑一，有较明显的格，剑身两面起脊，断面呈菱形，两面各饰蛇形纹二条。剑格附近有“巴蜀图语”符号，通长54厘米。青铜剑二，无格，通体呈柳叶形，剑身两面起脊，断面为菱形，茎上有二穿孔，通长50厘米。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移民们也把汉文化带到了昭通，使昭通文化一度繁荣昌盛。古代昭通各族原来大部分还处在刻木或结绳记事阶段，只有少量的各种民族图形文字，而这种文字也多是掌握在巫师的手中。秦代，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特别是“五尺道”的修筑，内地汉族军民把汉字及汉文化带了进来。至两汉时期，绥江的汉文化传播随着大批拥入的汉移民而广泛深入到每个角落，得到了普及。1991年4月15日至5月10日由中南勘测设计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昭通地区文物管理所、绥江县文化馆组成的向家坝电站水库淹没区文物古迹联合调查组，对绥江境内文物古迹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的金银山崖墓和燕子岩崖墓均为东汉崖墓。金银山崖墓群位于县城东约一公里的绥水公路旁的断崖边，距金沙江垂直高度约60米，此处崖墓群有三个墓穴并排排列，每一墓室间隔约2米，洞口呈四方形，顶部略呈弧形，在岩层上开凿而成。在一号墓发现了一些陶器残片以及人骨、兽骨。二号墓深3米、宽2米、高1.6米，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残片。在墓口处发现了散乱的东汉五铢铜币，该钱个外圆内方，上铸“五铢”字样，边沿有凸起的外廓。墓室后壁有祭台，台下中间放有一个较完整的陶器，其旁边有一叠三十多枚完整的五铢钱币。三号墓墓口中部发现一些零散的五铢钱，其中有一串十余枚较完整，还出土了一个陶鸡头，四五个残陶俑（其中两个较完整），陶俑着长衫戴冠帽，具有明显东汉服饰。还有一个完整的陶猪和陶房屋残片。墓室后壁也有一个小祭台。燕子岩崖墓位于县城东约30公里的黄坪村绥水公路旁，长5米、高2米、宽2.3米，崖墓是在修公路时被发现的，民工即清理作爆破隐敝所，后又被当地农民改作猪圈和存放手扶拖拉机等，因而在清理时没有文物出土。出土的文物反映出当时艺术水平的高超造诣，这时期的墓葬葬制及随葬品也与内地基本相同。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通道置吏”和“移民垦殖”造就了古代绥江经济文化的辉煌。
四、魏晋南北朝军阀混战时期，大量难民的拥入使绥江以南地区成为了蜀国的“军资所出”的大后方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一遍狼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当时中国北方的真实写照。而江南地区则相对比较安定，因此，北方人民大量逃难南迁，仅公元213年（建安一十八年）一次，渡江南下的淮南人民就有十余万户之多。北方人民的南下，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劳动力，为南方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三国的吴国，致力于对南方的开发，南迁人民和当地越族人民一道，共同开发江南地区，到三国后期江南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三国志·陆逊传》载：江南地区“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棉。”随着经济的发展，世家豪族势力也壮大起来，对中国４-６世纪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晋后期开始，北方再次大乱，先是十六国纷争，后是北朝不断的更迭，北方各族人民受到少数民族贵族的残暴统治。于是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从而进一步带来了北方农业的最新技术，也充实了当时南方迫切需要的劳动力。南方政府对北来的人民最初采取侨立州郡的政策，后来统治者为了扩大剥削范围，推行“土断”政策，即把北方流民和当地居民的户口编在一起，不管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要负担国家的赋税徭役。这在事实上就承认了北方移民的合法地位。在南北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南方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宋书》载：姑苏“良田美跖，哇亩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扬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收，则数岁忘饥”。东晋财政收入主要靠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地区提供。在南方进一步开发的过程中，各族人民密切交流，互相学习，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于是，一向落后的江南经济逐渐追上了北方的水平，南贫北富的局面开始扭转。正因如此，隋灭陈统一南北后，才有必要开凿大运河，把南北经济联系起来，在这个基础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封建经济齐头并进，使全国范围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普遍发展，这样，才产生出了比两汉更为强大的封建王朝—唐朝。
从三国时期开始直到南北朝，原“西南夷”地区的益州、永昌、牂牁、朱提等郡记载上统称之为“南中”。东汉政权灭亡后，蜀汉和吴政权都想经营“南中”，以为自己称霸事业打下基础。而这时在南中的“大姓”（地方强宗豪族）们是“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豪强大姓在选择归属上的分歧，很自然地分成了投吴与投蜀两派，“南中”对于蜀汉来说那是命运悠关的，没有稳定的南中，也就难以稳定蜀汉政权，更谈不上什么北伐中原统一中国了。所以蜀汉对南中是意在必得。而绥江则是蜀汉势力进入南中的大门之一，能否控制南中则取决于能否进入绥江，能否在昭通站稳脚步扎下根，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迅速采取措施对金沙江以南地区加以控制。首先，是设立政权机构，先设糜降都督以招徕大姓和夷帅，其后则设朱提郡、南广郡进行直接管理；其次是通过移民政策扶持汉族大姓和亲蜀的夷帅获得更多的“部曲”（奴隶），一是通过政治上的强制，把一些尚未依附于大姓的农民和从蜀郡移入的农民划归大姓们作部曲，《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分其赢弱配大姓焦、雍、娄、孟、董、李为部曲”。二是替大姓们策划通过经济上的引诱，使少数民族农民沦为大姓的部曲，《华阳国志·南中志》载：“以夷多刚狠不突，（诸葛亮）乃令大姓富豪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亦其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三是鼓励汉夷通婚，《华阳国志·南中志》载：“与夷为婚曰遑耶，诸姓为自有遑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这种姻亲关系的建立，使蜀汉政权不必花更多的精力来保护这些汉族大姓。四是将朱提少数民族精英迁入蜀郡，《华阳国志·蜀志·李恢传》载：“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朱提的“劲卒青羌”为诸葛亮的北图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五是任用朱提大姓为官，《华阳国志·南中志》载：“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孟获为官属。习后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诸葛亮《上武功表》有“虎步监孟琰”的记载。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使朱提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发展，成为蜀汉政权的后方保障力量。《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李恢传》：“南土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又《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不留兵而纲纪初定，夷汉粗安”。又《杨戏传》载《季汉辅臣赞》李德昂赞：“广迁蛮濮，国用用强”。《旧唐书·张柬之传》载《奏罢姚州疏》说：“诸葛亮五月渡泸，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使张伯歧选其劲卒叟兵，以增武备。故《蜀志》称亮南征之后，国以富饶，甲兵充足”。《晋书·地理志》载：“朱提郡，蜀置，统五县，户五万二千四百”。诸葛亮《出师表》说：“今南土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由此可见，诸葛亮的移民政策对于蜀汉政权控制南中，北图中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此后两晋南北时期，尽管军阀混战，战火纷飞，但这种政策一直被占有者延续了下来，只不过在移民中更多了难民成分。这一时期在绥江周边地区曾设马湖县（今黄琅）、潜街县（今雷波大河坝）、新道县（新市镇）、安上县（今屏山县）以羁縻“马湖蛮”。
五、南宋时期的移民潮，中国历史上南方经济完全超过了北方
宋室南迁后，金政权统治黄河流域，北方人民再次饱受战乱的痛苦，加上拥赵兴宋的正统心理，人们又纷纷南迁。据记载，1159年时，南方人口为1684万，到1179年，人口达2950多万，在短短二十年内，人口增加了四分之三。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南北人民共同努力，进一步发展了南方经济。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苏湖熟、天下足”。棉花开始在南方大量种植，梯田面积扩大，耕作技术大大提高。手工业进一步发展。棉纺织业兴起，造船技术明显进步，海船有较大的抗风能力，而且还装有指南针。海外贸易繁盛。有泉州、广州、明州三大港口，海外贸易东达朝鲜、日本，西至非洲一些国家。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到这个时候，终于完成了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从此，我国南方的经济超过了北方，直到现在。
六、元代马湖府的设置，大量移民拥入，成就了绥江有地方史籍文字记载的第一次飞跃
元代地方政权为行省制，下设路、府、州、县，在少数民族地区则设宣抚司或宣慰司直属行省。元初，忽必烈平定“罗罗斯”（今凉山州）后，于至元九年（1272年）设置马湖路总管府。开始，总管府只是进行招抚前期试办工作，并代行了其后叙南宣抚司的部分职能。随着招抚的开展，至元十二年（1275年）朝廷“遣官招谕”，任命昝顺为蛮夷部宣抚司长官，正式开展了招抚工作。第二年，即至元十三年（1276年）“马湖蛮”归附，朝廷在其地域设置六个长官司，此时设立府治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选择了“夷都溪口，濒马湖江之南岸”（今绥江县南岸镇机关所在地）这一地方为马湖路总管府治所在地。同时设蛮部宣抚司招抚周边土司，其地域“置雷波、泥溪、平夷、夷都、沐川、蛮夷6长官司”，绥江分属平夷、蛮夷、泥溪三长官司。同时在绥江设有平夷副长官司（司署设于今绥江县城中城镇）和蛮夷副长官司（司署设于今绥江县南岸镇附近）。平夷副长官司和蛮夷副长官司分别隶平夷长官司（司署设于今四川屏山县新安镇）和蛮夷长官司（司署设于今四川屏山县新市镇原老街蛮夷司）。
马湖府设治后，大量移民拥入，为南岸迎来了第一次繁荣，首先，从官署来看，至元十七年本部官得兰纽去上都，被授予大坝都总管之职，统治范围及权力扩大。大坝府在永宁路，今叙永境内。至元二十二年，在府内增设了“录事司”，以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其次，从建治前后对比来看。建治前，南岸这个地方“地无域邑，居民散居”，设治后，即进行“开塞通道，修筑城池”，使南岸这块昔日荒蛮之地成为当时繁华的“夷疆要缺”重镇。元大德六年（1302年）乌蒙、乌撒、东川、芒部等土司响应顺元、水西等土官土司反叛，“马湖蛮”乘机与之联合进逼邛部（西昌一带），并威胁马湖府及周边地区的安全，朝廷为剿抚“马湖蛮”，不得不将马湖府迁治于靠近叙州和叙南宣抚司的泥溪（今屏山县城）。
明代时，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马湖路总管府土官安济遣其子安仁归附，将总管府改为马湖府，以安济世袭知府，领雷波、平夷、泥溪、蛮夷、沐川五个长官司，安济五传至安鳌，淫虐残暴，弘治八年（1495年）反叛，御史张鸾奏准鳌有罪，弘治九年（1496年）平定安鳌之乱，鳌被刑杀，马湖府改设流官，首任知府为江西人程春霖。
七、清代“移民填川”大移民奠定了近代绥江的发展基础
清朝的政权稳定下来后，特别是在平定“三藩之乱”后，改土归流就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而且也势在必行。于是造成了以乌蒙、乌撒（昭通、贵州威宁）为中心，兼涉罗罗斯（四川凉山）、永宁（叙永）、水西（水城）等地的改土归流高潮。为配合鄂尔泰在以上地区的改土归流。清雍正五年（1727年）“裁马湖府，留屏山县归叙州府”。同时金沙江南岸增设悔仪长官司（今绥江县会仪镇）以“防蛮夷窜逸过江”。雍正七年，划屏山县属“金沙江南岸百四十里归云南昭通府”。至此，绥江脱离四川版图。
“移民填川”又称“湖广填川”，这次大移民源于“改土归流”，土司制度源起于蜀汉，而始于元代，盛于明代，衰落于清朝。清初，为“鼓励招徕”而沿袭明代旧制，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已不适应各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地主经济而裸露出许多弊端：土司自由法令，实行的是土司的意志，中央王朝难以控制，土司维系早已落后的生产方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土司对属民有生杀予夺大权，任意役使，无限苛剥，《圣武记·雍正西南改流记》载：“乌蒙（昭通）土官，其钱粮不过三百余两，而取之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一娶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东川虽已改流三十载，仍为土目盘踞，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为争夺土地和人畜，土司间互相厮杀，经年不解，世代为仇，使得社会不安宁，经济受破坏。总之，土司制度妨碍国家统一，破坏地主经济文化的发展，残酷地剥削各族人民，不利于社会安定，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因而，当清朝的政权稳定下来后，特别是平定“三藩之乱”后，“改土归流”就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势在必行了。绥江历史上是“马湖蛮”的聚居地，新滩后坡彝文、图像石刻正是“马湖蛮”的祭祀活动场所。在这次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过程中,清军采取了血腥的镇压，所到之处攻破村寨,任意杀掳,甚至改流初期才迁入的汉族也未幸免遭受之祸,绝大部分“倮倮”（彝族）在清军的追剿中逃入四川大凉山躲避。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实行“移民填川”政策，即将湖广、江西等较发达地区的农民招募征集到四川、云南金沙江沿岸一带，以开发彝族人民被镇压后留下的广大土地。从雍正至乾隆朝，先后有数十万移民进入昭通，以致今日的绥江人追溯其祖籍大多是清初的湖广、江西移民。
改土归流的目的虽在于加强清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变奴隶主专制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但在客观方面取消了土司的野蛮残酷统治，打破了土司领地的疆界隔绝，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增多，促进了各民族特别是与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交流，这是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改土归流后特别是移民填川政策的实行，大量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工具和文化随之进入绥江，再加上朝廷的优惠政策和积极引导，这一时期绥江得到全面的开发，兴修水利，引进玉米、马铃薯等优良品种，开发矿产资源，整治金沙江航道，繁荣市场贸易，倡导文化教育。这些措施的告竣，对于绥江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奠定了近代绥江的发展基础。
仅从宗教的发展就可窥其一斑，明清时期绥江城区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而宫观寺庙却多达四十余处，号称五楼七寺九宫十八庙，且出现了在全国都较为独特的行业性寺庙。莲花山位于中城镇绍廷村，与南岸镇及永善县青胜乡交界，主峰海拔1900余米，远观山如莲花故名，山上原始森林茂密，品相极佳。山由下而上有观音庙、猪王庙、城隍庙、真武庙、雷主庙、鸿钟寺、至峰顶天星庙，供“三清三教佛神”，为三教合岳的名刹仙山。
历史证明，人才的流动，技术的交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它能给当地带来新的活力，并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既然在封建社会都能达到这一目的，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大量的引进技术，更需要小环境的“开放”。纵观历史上的移民结果：或是给当地带来发展，或是移民们在先进地区改变了自己的贫穷落后面貌。谚语云：树挪死，人挪活。须知，安于现状、固步自封、乐知天命、闭目塞听，这些小农意识，是与今天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大潮背道而驰的，面对金沙江水电开发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只有具备对外开放的进取精神、兼容并蓄的开阔胸怀、在信息的空间里不断吸取营养，在时代的大潮中奋力拼搏，才能在新世纪里托起美好的希望。
（信息来源：昭通文史资料第九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