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镇雄农民战争专题史料一

刘顺和

清末咸丰、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滇黔边区暴发了以陶新春为首，苗族农民为主体的各族农民大起义。这支农民起义军以镇雄、毕节交界处的猪拱箐为根据地，战斗在川滇黔边，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

（一）

猪拱箐距镇雄州城仅40余里，朝发夕至，镇雄州城随时有被苗民军攻下的危险。

镇雄城位于鸟峰山南麓，始建于清朝雍正年间，到清末咸丰年间，其规模大致西抵今县医院西侧，东至槐树一带，南达今县南街，北抵猪鬃厂前面。城周砌有石墙，高1.3丈，长825丈，东南西北开肇庆、启文、宝城、拱宸四门。城东北隅，城墙接山修建，并未衔接，民间由此倚山势建房，延伸出去，状似压腰葫芦，附于山脚，未建石墙，其势极易受敌。咸丰五六年间，随着农民起义队伍的发展壮大，镇雄地方文武官吏会议必须在该地依山修建一葫芦石城，与北面和东面的城墙相接，这样，一体连贯，便于固守城池。在筹集葫芦城修建经费中，城中富贾曾宏连即独力捐款一千金，令其孙曾景福（乙卯科举人）鸠工修理，数月峻工。葫芦石城的修建，加固了镇雄城防，此后，昭通回民军，宣威散勇多次兵临城下，因城池完善，防守得力，均未能将州城攻破。

同治二月十二日（公元1864年1月），张兆绶被委为镇雄参将。张兆绶，当兵出身，在镇压农民起义中甚为卖力，先后被保举至三品顶戴。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864年5月4日）张兆绶率右翼长袁学海、左翼长彭振邦到镇雄就任。张兆绶生性贪残，又自持军功，心高气傲，他见曾宏连富甲州城，遂起觊觎之心。到任三日，即借口苗民军骚扰镇雄，派彭振邦率勇丁前往曾宏连家借用枪炮。曾宏连不允，彭振邦等便趁机下手，夺其银物，将其家洗劫一空。不久，又夺文官之权，擅接民词，设粮食行，从中抽收货税，勒索绅民财物。在乡间，有结寨自保者，即率兵攻打，并说乡民结寨抗拒，趁机掳掠民间财物而归。守备常胜，与其有矛盾，到镇雄上任时，被张兆绶授意部下，将常闭于城外，称苗民兵攻城，趁其不备而杀之。张兆缓还在城中以搜捕奸细为名，乱提乱捕，擅用刑罚，草菅人命。一时，镇雄绅商，外忧苗民军攻城，内畏张兆绶之威，避之如虎，纷纷外逃。

张兆绶的所作所为，深为镇雄各界所不齿。

张兆绶专横跋扈，导致镇雄州文武不和，知州李延忠亦觉难容于州署，常率部借驻于外。

（二）

镇雄州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大大削弱其对农民起义军防御能力和“进剿”能力，同治四年春，勤于“进剿”农民军的镇雄知州李延忠率部进驻泼机，攻击农民军吴短鞑鞑部，镇雄空虚，张兆绶又疏于城防，这对于久欲攻占镇雄州城的苗民军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同治四年五月初五（1866年5月29日），陶三春趁端午节镇雄不备，率李开甲等部夜袭州城。三更时分，苗民军先头进至城南，遇岁贡生宋成□所率民团，宋成□部抵抗，战斗中，苗民军歼民团78名，宋成□力竭而亡。苗民军一面围攻民团，一面迅速由城东南隅（现一中校门一带）攀城而上，放起火来，杀入城内。张兆绶闻苗民军杀来，自知力寡难敌，慌忙率着家丁，保着家属财物，由北门出城亡命贵州，其部左翼长彭振邦，右翼长袁学海，亦随着逃出镇雄，亡命川滇边境。

苗民军攻入镇雄城，城内顿时大乱，四门及大街小巷，各自为战，居民中有的荷戟参战，有的执刀登屋，掷瓦拦截，有的甚至放火烧屋，阻挡苗民军前进，一时，巷战激烈，杀声动地。南门连长李如瑄，见苗民军冲来，率民百余，战于南街，登时被杀15人，李如瑄阵亡，其余见势不好，各自逃命。东门连长王大启，乡约彭家福率众抵挡苗民军，被歼18人，王大启、彭家福尽死。西门社长王建邦及孝云章，连长吕焕文等率众抗衡，尽死，同死者26人。镇雄州署承发吏典、北门社长熊兴佐，年已六旬，闻城陷，持戈立于门外，苗民军杀来，又率左右街邻协力抵御，被苗民军迎面一刀将其砍翻在地，同死者36名。熊兴佐女熊满妹，年仅17,挺身向前，护卫其父，并大骂苗民军，亦被苗民军杀死。

一时，城中男丁纷逃，而妇女脚小难行者，年老体弱者，恐惧万分，或独自投环，或携子女跳水，其数甚众。

苗民军由南而杀入镇雄城后，镇雄居民纷纷逃向城东北隅之葫芦城，缝城而下，逃出城外。镇雄练目杨永贵，随李延忠驻扎泼机，端午节回城，住于葫芦城家中，远闻苗民军呐喊，急登上葫芦城城墙，守于葫芦城与州城结合部的狭窄处隘口。不久，苗军杀至，杨永贵率众在此抵抗，直到拂晓，苗民军亦未攻入葫芦城。镇雄州生员刘尚仁，家在隘口附近，屋角即系由州城到葫芦城要道。刘尚仁见苗民军蜂拥而来，杨永贵独力难支，即自焚其宅，苗民军为火势所迫，纷纷后退。杨永贵趁势率众追杀，砍杀苗民军尤多。

天大亮了，杨永贵见已能分清团众在哪里，苗民军在哪里了，遂率民团向城内施放枪炮，向苗民军猛烈轰击，一时，城中铁沙乱飞，苗民军伤亡极为惨重，据《镇雄州志》记载，苗民军被炸死不下数千之众，余众向南撤退，夺南门而出。民团正要出城追击，正逢陶三春率苗民军主力杀至，民团速将城门紧闭，并派人到参将营张兆绶处领火药抵御苗民军，方知其早已逃之夭夭。在激烈的攻守战斗中，杨永贵又被炮打死，一时，城中人心瓦解，各思保家，计图逃命，苗民军很快便将城门打破，州城遂为陶三春攻占。

攻城之时，苗民军遭到城内居民奋力抵抗，城中居民，被杀不少，天明后；民团又用土炮乱轰城内苗民军，苗民军阵亡数千，居民被炸死者亦恐不少，一夜之间，城中玉石俱焚，尸骸山集，据《镇雄州志》载，居民中合家遇难有名有姓者427户，不知名者，不下千余户，若以每户5人计算，则有7000多人，另有阵亡团丁、居民154名，殉难男丁有名者248名，殉难或自杀节妇有名者348名（其中有部份属于乡间妇女，非此次殉难），以上共8000多人。镇雄城建国初期城市规模与咸丰年间差不多，亦仅五六千人口。笔者认为，死亡8000人，有所夸张，可是，居民被兵杀、炮轰，又投环、跳水，死者恐不下2000，亦足见当时死亡之惨。

李延忠在泼机闻州城被破，即率兵星夜赶回，又调集各乡团防，围住州城，环攻20余日，陶三春不支，率苗民军退走。李延忠进城时，见城内居民死的死，逃的逃，城内被大炮轰成一片废墟，城墙垮塌，城中衙署、寺庙、民房，尽成灰烬。李延忠召集逃亡居民，在城南附近的周家老包结寨自保。

此后，岑毓英奉命到镇雄“进剿”，猪拱箐，方命李延忠修复州城，无款，不能复原，便收拾旧城砖瓦石头，改小城市规模，城墙由原825丈缩为452丈，其东、西、南门大致依旧，而北门由今猪鬃厂外改至今世贵街北端，新城规模仅旧城一半。

（三）

事情并未了结，失陷镇雄州城的罪魁张兆绶直到

同治十三年（1874年）方被捉拿归案正法。

镇雄州城收复后，云南巡抚林鸿年将情况上奏朝廷。同治四年六月丁未（1865年8月5日），同治皇帝谕军机大臣等：“贼扑镇雄州城，署参将张兆绶身在城中，不能婴城固守，携眷先出北门，以致失事（此恐系林鸿年奏章中言——笔者注）”，并第一次提出了张兆绶“是否有别项致寇劣迹？”的疑问，“要劳崇光（云贵总督——笔者注）、林鸿年查明参奏”，根据情况，同治皇帝又谕示说：“李延忠虽有地方之责，惟城失守之时，该知州并未在城。闻警驰回，将州城光复，尚与寻常失者不同，著从宽免其置议，仍著责令督率团练，将城内逸出之匪迅速歼除，以靖地方。并指示“出力团众，著林鸿年择优请奖，毋许冒滥。该州文武下落，并着查明具奏。”（《清实录。关于云南史实部份》卷二，286页）

同治帝对张兆绶“是否有别项致寇劣迹”的圣谕一下子提醒了云南各级地方官吏，一时，林鸿年等到处缉拿张兆绶等人，不久，与张兆绶等人有深仇大恨的曾宏连之孙曾景福指引叙州府宜宾县差役在川边拿获袁学海，李延忠拿获金老五，据说金系张兆绶送信私通苗民军者，不久，彭振邦亦被获，重刑之下，供称“张兆绶抢掠举人曾景福家银钱衣物分用，因恐获咎，是以商同勾串苗匪陷城，希图匪退禀报克服，可以掩塞。”后经林鸿年复查，认为无误，问成死罪，就地正法。

同治五年三月丙子（1866年5月1日），同治帝又谕内阁：“林鸿年奏，已革参将在逃未获等语。云南镇雄州城失守案内要犯，除袁学海三名业经正法外，其在逃之已革参将张兆绶，无论逃往何处，著各省督、抚伤属认真一体严拿务获，就地正法，以肃，军纪。”然缉拿多年，杳无音讯，原来，因战功得以提拔的张兆绶携眷由镇雄逃出后，并未流落民间，更没有投到苗民军中去，他经至贵州，更名张瑞臣，不久便回到云南，投到云南提督马如龙靡下，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再立战功，得马如龙信任及保举，成为马如龙亲信，后，马如龙改调湖南提督，张兆绶亦随其到湖南。时隔9年，同治十三年正月，马如龙带其进京，谁知被镇雄在京任职的吏部主事陈维周、翰林院编修李肇南，在京候选知县的大仇家曾景福认出，密报林鸿年。同治十三年十月十四日（1874年11月22日），林鸿年派正指挥王澎带捕役勇丁埋伏北京西门土地庙地方陈维周家中，将张兆绶诱于其地拿获，移送刑部。两日后，上谕内阁，将其交刑部“严刑审讯，按律惩办。”经刑部严讯，张兆绶将抢劫曾景福家银物推给其部下兵丁，又说常胜系误杀，拒不承认与苗民军私通，说逃走的原因至系缺乏粮草，城破方逃。后，刑部以其“署任时并不设防，致州城被苗匪攻陷失守，其时东北葫芦城尚未被匪攻破，辄即弃去，逃往贵州旋复逃回云南，改名逼匿，辗转偷生，即使谋杀常胜，抢夺曾景福银物非伊主使，苗匪攻陷州城，非伊勾引，按失守城寨，潜逃被获，列其罪已无可逭，况袁学海等众供确凿，该犯系奉旨就地正法之犯为由上奏，请同治下旨。十一月初二（公历12月9日），奉旨于是日已刻将张兆绶提出监狱，绑赴西市斩首示众，马如龙亦由于失察匿奸，停职留用。

（四）

最后，谈谈苗民军攻陷镇雄州城不是一次还是两次的问题。《镇雄州志》中所记，仅同治四年五月初五州城为苗民军攻破，最近，阅读了贵阳、毕节、镇雄一些同志发表的文章，说苗民军曾两度攻入镇雄州城，除以上一次外，另一次为同治三年七月，并苗民军击败张兆绶（一说击败镇雄知州），进占镇雄，后被李延忠调集民团击退（一说主动退出）。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其理由如下：

1.《镇雄州志》续修，于光绪十三年成书，上距同治三年仅22年，书中诸卷，所记苗民军在镇雄攻寨夺堡甚为周祥，大到州城失陷，小至一个村寨被攻下，死了十人八人，多列名记载，决不会如此疏忽，漏记同治三年镇雄失守这样的大事件。且是时历乱诸人均在，更无忘记之理。

2.州城失陷，收复，此是大事，地方官吏必然不敢隐匿不报，然遍阅《清实录·有关云南史实部份》，并未提及同治三年七月镇雄失守的片言只字。

3.失陷州城，乃是大罪，负有守城责任的参将或知州，既然率部与苗民军接触，决不至于死一人便卷席而逃，然《镇雄州志》对阵亡将士一一罗列，甚为祥备，却无这次阵亡将士的名字。

4.由于各种原因，当时汉苗之间，隔阂甚深，苗民军中，良荞不齐攻城夺堡，多殃及平民，因此，镇雄同治四年五月初五镇雄陷落时，战斗十分激烈，连城内老弱妇子，亦参加阻击苗民军的战斗，双方死伤均在数千，十分惨烈，《镇雄州志》烈士、烈女、殉难人员中，将姓名一一罗列，多达数百，而同治三年七月，镇雄失陷，非但州志中《戎事续考》中一字未记，就连死亡名单中，亦无一人死于此役。

5.苗民军攻占州城，即使不骚扰平民，但，为了打击封建势力，解决粮恫，必然会取走州城所藏粮食，没收巨宝财产，但，州志对此并无记载，仿佛此次苗民军入城，于公于私，私毫无犯，真是怪事。

6.同治四年李延忠收复州城，与陶三春相持20余日，陶方弃城而走，城中成为废墟，而同治三年陶三春攻入城后，却主动弃城，未动城中一砖一石，决无此理。

7.张兆缓于同治三年三月到任，镇雄七月失守，当与其关系

重大，而此后张兆缓被捕，与其有深仇大恨的曾景福在指控其时，却不提此事，更不合情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镇雄州城同治三年七月失陷事，恐系谣传，为外地个别地方志采入，后来遂以此为据，以讹传讹，亦未可知。

（信息来源：镇雄县文史资料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