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亮
我从昭通县粮食局秘书调到县委组织部工作。一九五七年冬，为贯彻执行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精神，地、县各机关倾巢出动兴修水利、公路，县委机关左寻右找，搜着几个小兵，要我带队到洒渔区白虎山水库和群众“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春节大年卅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凭着对党的热爱，对组织的绝对服从，我们吃住在工地上，没有一人离开工地回家团年。五八年开春后，县委组织部调我回来整理汇报材料，尔后和范正隆同志到北闸区官寨乡蹲点，搞党支部建设。不久县委决定在洒渔区白鹤村召开三干会议，重点是反右倾鼓干劲，会上批斗了一些好同志。散会后，组织部崔部长找我谈话，调我到靖安第四区工作。
大跃进的初始——狂热与冷酷
昭通县的“大跃进”是从五七年整风反右开始逐渐形成的。五六年九月党中央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党的崇高威信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全县上下拧成一股绳，党指到哪里就奔到哪里的高度集中统一。对一跃就可进入共产主义的决策，一点也没有丝毫的怀疑，在“三面红旗”万岁，万岁，万万岁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方针指引下，一个声势浩大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从上到下非常狂热地开始了。昭通县的“大跃进”是在五七年大鸣大放、整风反右、干部下放基层、上山下乡锻炼考验等情况下热起来的。一批批知识分子和有才能的同志被划为“右派”，干部队伍中被批判挨整的比例相当大。整风运动搞人人过关，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干部，更是提心吊胆，胆颤心惊，不知“右派分子”的帽子何时落在自己的头上，所以搞得人人自危，有些同志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划在对立面，受惩罚，遭管制，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少同志受委屈。总的情况是理想、信念、坚定，热情高，干劲大，干部群众的激情充分调动。但认识问题简单化、教条化。
全民兴修水利公路之举——可歌可赞
兴修水利是五七年底开始的，昭通县的白炭窑、杨家坟、放羊冲、关闸、肖家冲、白虎山等水库相继建成。成千上万的人兴修水利，新建公路，这是有史以来罕见的，水库至今仍发挥效益，为昭通的水利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修水利的同时大战公路，昭通县是地委、行署所在地，县县通公路，县乡通公路就是那时开始的，昭——大，昭——永公路，昭通县到大山包的公路也就是“大跃进”建成的，这是历史以来的创举，是“大跃进”值得充分肯定的一面，也是广大人民群众饿着肚子勒紧裤腰带苦干、实干创业的成功举措，应该客观地、公正地充分肯定。
人民公社“穷过渡”——食堂桌椅板凳是凑来的
“一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的大规模的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①。人民公社认为是实现两个过渡的好形势，即：第一，在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势；第二，成为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②。五八年秋，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参观东风人民公社，两台拖拉机当场表演一番，接着部署各大区建立人民公社，可是昭通派出参观河南信阳专区的代表都未回来，报纸上宣传“人民公社好，十里饭菜香”，我县就迫不及待，火着枪响地干起来。为了赶时间抢速度，靖安区委奉命也随即召开三天的党支书(乡长、支书参加)高级社长会议，为响应中央“一大、二公”的号召，按县委的要求，靖安区建立一个公社，由县委统一命名为“永进人民公社”，后又改为“前进人民公社”。
靖安区地处昭通西北，和永善县、大关县接壤，以小堡子为中心的三县结合部。全区汉、苗、彝、回等少数民族杂居，共有九乡二十五个高级社，农户为五千余户，当时人口近二万人。五六年全县大增产，五七年大减产，五八年增产不增收的马鞍型。而靖安则是五六、五七年连续大减产，群众说“连二坡，真难爬”，头两年的天灾人祸，造成五八年春的大饥荒，特别是青岗岭村的群众，更是以树叶、草根充饥，一季小春作物茎叶吃光还不行，连野生鸡胯树叶、白蒿、蛤妈叶(车前草)都吃光，有的只好吃“观音粉——白色的泥土”，吃下结在肠内，屙不出大便来。群众饿着肚子种上洋芋、苞谷，洋芋刚开花结果，没有粮吃就去挖来充饥，当时行政命令厉害得很，强行挖早洋芋再种二季洋芋，社员悲愤地说：“只想冷处逃热处，哪防雪上又加霜。”看到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普遍闹饥荒，得泡肿病的人不少，当时我痛心疾首，含泪向县委电话请示，不要刨未成熟的洋芋和种二季洋芋了，县委答复为了评比，还是要饿着肚子刨来种。由于饥饿时间持续长，饿死的人不少，其中狄家沟生产队，有一户父母饿死了，只剩一个十来岁的儿子。当时我脱条裤子、给点钱，将他交给一位女副社长李开珍(她无子女)把他养起来。公社越大，公共食堂越公，越纯越好的做法，是对社会主义性质的片面理解和盲目认识，不但没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反而将人们引向死胡同。“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无偿把私有财产，集体物资，调拨为全民所有，典型地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商品经济规律。公共食堂和公社公用桌椅板凳都是农户非自愿凑来的。
大兵团作战——累垮人
大食堂吃饭——饿扁人
既然建立人民公社了，传统的生产秩序、管理方式也不适应了，冲掉了，只有按乡或划片，组建生产兵团，按团、营、连、排、班的建制活动，直到后期生产队还保留指导员。生产建设时期，仍死板搬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做法，地方管理沿用部队体制。中央的要求是：“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运动”。③大办公共食堂，按片或生产队组建，强制把农户的家禽、家畜统归集体，食堂的桌椅板凳碗柜等全部从农户家中搜归集体，(六二年反五风算旧账才作价退赔)公社门口洪家营三队就是公社党委的示范性质的标兵食堂，挂个牌子“食堂是枝花，党委亲自抓”。粮食紧缺，蔬菜稀少，肉食几乎没有，为改善生活条件，结合地理特点想办法。公社组织苗族打猎队，打岩羊、麂子、野鸡、野兔、雁鹅、海鹅等，一见就打，打着的禽兽就改善生活。当时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也不是家味吃够了要吃野味，有时打不着买不到也只好吃油菜叶或玻璃汤（即盐开水）。食堂虽养猪种菜，但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需求。公社下属各管理区生活(乡村)更是可想而知，还不如现在的猪狗生活，想象今天有人养的小宠物——小猫、洋狗之类天堂般生活。生产兵团更是苦在山，吃在地，春节卅晚上还出工干活，大年初一又战开门红。公共食堂按劳力强弱、年龄大小分等级定量吃饭，出早工、收晚工，晚上还要出夜工。吃不饱饭，睡不足觉，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处于饥饿疲劳状态，出工不出力者，稍有怠慢，就被扣早饭或晚饭，不分白昼干活，身体拖垮、累垮、饿垮，由管理区组织学好队，对所谓的“刁民”“懒汉”，个别消极怠工者，强行押着搞生产劳动。高指标，高压力、 “一平二调”、吃饭不要钱，瞎指挥风，虚报风，浮夸风，什么妖风怪风都吹起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下种一百斤，收粮一千斤，下种一千斤，收粮一万斤，挖地深翻三尺夺高产。小春大革命，秋种放卫星，人均一天积肥万斤。盐巴、红糖追肥，甚至打狗煮成汤追肥。金瓜小海子队，在上级授意下，把二十多亩即将成熟的绿秆秆洋芋并成一亩，上报亩产二万七千斤，还在《云南日报》登载，高音喇叭广播，真是吹牛皮不巴印花。当时天黑了通知我去开紧急现场会，我想，既然来学先进，就得学实在，我亲眼看，亲手摸，亲手刨，难道洋芋和根分别各长一边，真是怪事，凭良心，凭还有点冷静的头脑和责任感，我产生疑问，提出怀疑，结果就批判我是“右倾”，于是，反右倾，鼓干劲，火烧“中游”，就把我负责的三个乡片，分别插上十四杆白旗，以示警告。说真话，办实事，反而成了坏典型和反面教材。当时老农田启高、施绍云（均是共产党员）安慰我说：“张同志，不要怕，春天得白旗，秋后得红旗。”直到秋后，张专员(兼县委书记)带领各公社领导去检查，果然庄稼长得很壮实，收成产量提高很大，张专员变批评为表扬说： “小家伙，还不错，所有白旗通通拔了。”朝夕思虑怕处分的恐惧感，才慢慢消除，顶风维护了农民群众的利益，抗拒上级不正确的决策，实践证明了我的工作方法不是错误的， “帽子”总算没扣在我头上。由于主观想象与客观现实相脱离，违反科学，违反自然规律办事，农业生产下种节令越早越好，下种量越密越好，六零年过早撒秧，又无薄膜，反工二次补撒，群众批评干部是：“惊慌惊慌’惊惊慌，惊蛰节令就撒秧，三次雪，两次霜，只见草草不见秧”的恶果。普通老百姓都懂得要遵循的春播、管理、秋收的规律，我们一些相当有水平的干部却急躁冒进，幼稚可笑，左得出奇。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最重要最可靠的社会保险④。至今回味不寒而栗。
全民大炼钢铁——铁屎炼一堆
靖安有座王家山。原始森林望不到边。成抱粗的参天大树应有尽有，野兽雀鸟成群结队，真是山青水秀，鸟语花香。山下白顺乡整匹山脉都蕴藏含铁量较低的铁矿石，一时间，成了全县炼铁的景点。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引自《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第133页)云南省及昭通岂能落后，全县当然地要拼命夺千吨铁。因此，县委动员全县无矿区的农民成千上万人到靖安炼铁——要是真有含量高的铁矿石，昭通岂不成了全国又一大钢铁基地。为了炼铁，上山砍树烧木炭，在白顺村建了几十个的高炉窑，县委书记亲自挂帅上阵，还抽一名得力的县委成员坐阵指挥，本公社强劳力全部抽上山，农业生产成了野战军，靠妇女收种成了娘子军。冬去春来几个月，见树就砍，山上的树也砍光了，炼得一堆废铁(大家叫它铁屎)人也炼跑了，炼瘦了，有的病痛交加炼死了。有一个妇女要临产，在公社门口草堆边，有的说她要放火烧草堆，就把她押到公社关起来，不多时听小娃娃哭，已生下孩子，碰巧县检察长张德海知道，给她点吃的穿的，又给点粮和钱打发走了。钢花冒不出，铁屎炼一堆，累了干部，苦了群众，坏了生态。大炼钢铁将青山炼成了荒山，导致水土流失极为严重，1960年造成山洪爆发，山体滑坡，整个白顺乡被洪水冲击，昭大公路多处被洪水冲毁近十里，二道桥一社的周家碉，近十间房屋被洪水冲没，全乡还死了五个人。靖安、盘河(当时为红河公社)的水汇集下游，把大关县玉碗的一条街都冲了。山于破坏了森林，毁坏了自然环境，破坏了原始生态，反过来受到大自然的严厉惩罚，有的森林至今达四十年之久，还没有完全恢复原来的原始状态，而白顺王家山背后的盘河乡，过去矮处都是些肥沃沙地，现在成了不生物产的烂河滩。群众说：“破坏山林，老天难容”，“大跃进”成了“大要命”，至今靖安的白顺村、盘河全乡，都是全地区的特困乡村。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警示后人看实情
“大跃进”的形成持续发展达五年之久，从五七年冬到六二年。从上至下制定、贯彻、执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完全脱离了国情和地方实情，主观愿望短期就超英赶美，盲目照搬外国经验，急奔向共产主义，县领导在人民会场三级干部会上就公开讲：“我们已经看共产主义大厦的椽杆了”。这种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轻率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领导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客观现实，异想天开地层层指挥着蛮干、蠢干，祸害不小。六零年中央虽然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下面反右倾，火烧“中游”，直到六一年冬，毛主席给生产队干部的一封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开展“反五风”算旧账，才稍微缓和。但“大跃进”已造成国家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给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给人们身心创伤也是残酷的。从靖安区这个基层的情况，可窥视一斑，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全县的具体缩影。
我在靖安工作达十三年之久，由副书记直到任党委书记，目睹一切都是惊心动魄的，包括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教训极其深刻。对“大跃进”进行历史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总结，无论对自己，对国家，对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总结过去，反省自己，展望未来，充满信心。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邓小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相信后人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注释：①②③④
引自《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昭通文史资料第五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