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关才子 云岭名士
发布时间:2018/1/2 11:06:18阅读(2509)


——龚自知与云南现代教育

马仲全

 

龚自知(1894~1967),原名龚兆麟,字仲钧,大关县翠华镇人。年及弱冠赴昆就学,后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先修班)深造1917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回滇任政务厅英文秘书兼中学教员,并创办《尚志》杂志,宣传新思想。后任教于云南高等师范学校、东陆大学。1922年任云南教育司参事、昆明市政公所教育课课长和昆明市立中学校长,推行义务教育,全市适龄儿童入学率为各省之冠。1928年任省政府秘书长,1929~1945年任省政府委员、教育厅长。期间,他推动教育立法,争取并实现教育经费独立。 重点发展师范教育、民族教育、民众教育。创办大专性质师范学校,增设中专性质民族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体育师范学校、艺术师范专科学校和医士学校,开办几所民族中学以及示范性省立小学,大力提倡和扶持私人办学,创办实验教育,倡议和组织抗战时期疏散来昆的一批医务人士,于1939年组建昆华医院。

1934年,龚自知向龙云提出“滇人治滇”方针。1935年,创办《云南日报》,任常务董事,主持编务近10年。1945年5月,被选为云南省参议会议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5月任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赴香港,登报声明脱离国民党,协助龙云策动云南起义。

云南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第一届民革省委主任委员、第三届民革中央委员。1957年,龚自知被划为“右派”而受到错处,降任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纠正平反。1967年病逝于昆明。龚自知对家乡教育事业十分关心,曾捐赠《四库备要》、《万有文库》和《小学生文库》等书籍给大关。

提出“滇人治滇”方略

龚自知先生早年赴昆求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学成返滇时,正值唐继尧二次登台,掌管云南军政大权。在那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时局下,血气方刚的龚自知撰文揭露抨击,激怒了唐继尧,被唐派打手打成重伤。龚自知被殴事件轰动昆明,市民对其深表同情和赞扬,龚亦名扬云南。1927年,龙云“6·14”政变成功,请龚起草宣言。此后,相继委任他当省政府秘书长、教育厅长等职,成为龙云智囊团的核心人物。

龚自知被启用不久,龙云派他以考察教育为名,遍游南北各省,窥探中央政策走向,结识各省军政大员,分析判断未来形势发展趋势,为稳定云南、治理云南提供决策意见。一年后,龚自知返回家乡云南,立即向龙云呈递了一份详尽的考察报告。报告分析了当时各党派、各种政治势力基本的政治态度利益诉求以及相互之间的妥协、联盟、冲突、斗争,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趋势、前景,提出了云南“关起门来搞建设”、“滇人治滇”、“固本兴滇”的应对方针。对南京政府要“敬而远之”,不公开对抗,但要警惕、限制中央的势力深入云南,“统”而“治”之;对共产党要“拒而远之”,不能让共产党在云南滋蔓、发展,动摇根本,但不宜再搞大规模的、过激的反共清党;对各省地方实力派要“朋而不党”,建立沟通渠道,互通有无,但不结盟,不搞派系,不公开卷入中央与地方的纷争。对于“固本兴滇”,其具体要务是:劝募农垦,开发边区,推行积谷,安抚民生;扩大官营,鼓励私营、联营,发展实业,振兴经济;发展多种教育,选送资助留学、游学人员,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加快内结川、黔、桂,外联东南亚的公路、铁路建设,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与此同时,还应创办报纸,大力宣传云南政令,笼络人心。这就是“滇人治滇”方针。龚自知的建议,投合龙云心意,立即被采纳并付诸实施,由此,便有了关起门来建设云南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对云南现代教育的重大贡献

争取教育经费独立  滇人治滇,急需大批滇籍人才,而人才又靠培养。鉴此,龚自知建议办好教育,大力培养人才。为了多出人才,龚自知首先是清理、整顿云南的教育公产,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在省教育厅长任上,龚在省里成立了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统管统收,各学校建立了严格的会计制度。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原来按学田等教育公产的收入来开支,已满足不了需要。经过龚自知的力争,省政府将烟酒专卖税、牲屠税划给教育厅管收,作为教育经费的来源之一。由于经费独立,从而保证了全省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仅以民国26年度为例,全省教育经费收入3437866.33元新滇币,其来源包括卷烟特捐、公产收益、南防教育专款、杂收入、教育部补助费、省府补助费,其中卷烟特捐收入即占全部收入的66%。当年支出2314062.72元,收支两抵,该年度结存尚很可观。

创办各类师范培养师资  龚自知深知,如要发展教育,必须培养好办教育之人。1929年,龚自知刚一到职,在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同时,花大力气办理的一件事,就是发展中等师范教育。对全省已有的4所省立师范学校予以整顿,改善教学条件,充实师资力量,强化教学管理。随即,又在保山、昆明增设省立第五、第六师范,并要求各县开办乡村师范学校及短期师资训练班。至1930年,全省各县开办乡村师范学校14所、师资训练班73班,又在各中学校中增办师范专科、社会教育专科、幼稚教育师范科。1933年,省政府颁发《师范教育实施纲要》,将全省划分为9个师范学区,每个学区设立省立师范一所或数所,历年增办。至1936年,全省共有省立师范学校33所,其中女子师范3所,体育师范1所,艺术师范1所,县立乡村师范、简易师范44所。这些师范学校的在读生,其膳食、服装、图书用具等由公费按标准供给;教职员待遇优厚,并定期轮岗集中培训、进修。为了吸收国外办学先进经验,曾派出一批中学、师范的校长、教师赴欧美考察进修,考送了40名学生留学美国,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师生学成归国后,为家乡建设作出了贡献。

发展边地民族教育  鉴于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外来势力不断进行文化渗透,严重影响了边疆的团结安定这一严峻现实,龚自知建议实施边地教育。民国23年6月和民国24年6月,龚自知先后上书教育部和蒋介石,力请补助边地教育经费。在他的参与和主持下,民国24年颁布了《云南省政府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1936年6月,省政府决定:“凡在土司地方,均应选送土司亲友2名到省城南箐学校读书。其教育、生活等费,特准以公费待遇。限本年8月30日前到省报到。以后土司之继承,自民国28年起,限于学校毕业得有证书者,始得承允,否则不准继承。”1936年,省教育厅制定《实施苗民教育计划》,并颁布《云南省立边地土民学生待遇细则》,规定拨专款在边疆民族地区办学,给民族学生种种优待。为解决边疆民族小学师资缺乏问题,龚自知采取了自力更生、就地培养的办法。龚自知对民族地区的师范学校进行扩充,增加学级班次,陆续兴建了一批校舍,购置教学用具,增添了图书资料。同时又与义务教育委员会研究制定了《关于边地简易师范设学概要》,明确规定边疆民族地区简易师范均要开办正班。他还用义务教育经费52万余元国币,创办了25所省立边地小学,并增办了20个省立简易师范班,使边地教育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注重教育设施建设  在建盖学校、增设校舍和增加社会教育设备方面,龚自知将设在昆明的省立师范、省立一中、省立女子中学、省立工校、省立农校等均冠以“昆华”二字,投入上给予倾斜政策。在他的主持下,原昆明大、小西门外形成了学校区,又为昆华中学、昆华师范、昆华农校建盖了规模宏大的新校舍,同时增加了昆华工校的教室和教学设备。还对全省办得好的中学增发了一批现代化仪器和动植物标本,配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集成》等书籍。对于发展社会教育方面,也积极创造条件,加强了全省民众教育馆的设施建设。民国20年(1931年),在全省教育行政会议期间,当他得知大关县无款无书开办民众教育馆实情后,立即批文,拨给该县补助费1000元,并将自藏书籍72部共614册捐给大关县民众教育馆。

倡导私人办学,各种形式培养人才。  龚自知在任教育厅长期间,为了培养大批人才,除抓好公办教育外,还大力提倡并扶持私人办学,如苏鸿纲创办私立求实中学,得到龚的大力帮助;对私立南箐学校,龚则亲任常务校董。抗战期间,昆明设立了不少私立中学,如峨眉、天祥、金江、龙渊、天南、五华、建民等等,都是当时有名的私立学校。这些学校培养的大批学生,不少参加了革命,很多人成了革命的骨干,他们不仅在云南参加革命运动和武装斗争,有的还到省外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不同岗位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了骨干作用。

制订相应法规,保障教育事业顺利推进。民国时期,云南教育事业能够取得如此辉煌成就,除了龚老先生这位“领头羊”的无私奉献,还与省政府非常重视教育,适时出台颁行各项教育法规密不可分。1929年12月,省政府颁发《教育行政方针》,制定了“加强高等教育,改进充实中等教育,发展边疆民族教育”的方针和相关的政策、措施、办法。相隔仅一年,省政府又颁发了《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和《选派欧美留学生暂行规程》。《办法纲要》对边远地区初级小学及民众学校的布局、学制、师资培训、经费支持、“劝导或强迫边民就学”的优待办法均作出了明确规定,并有详尽的监督考核办法。《暂行规程》则规定每年选拔欧美留学生名额和考选、选拔程序、办法。随即,又相应颁布《管理省费留日学生暂行章程》和《国外留学生自费生奖学金规则》,由省教育厅对考选选拔留学生实施统一管理,对本省高中毕业生升学国内公私立大学及本科学校者也给予讲学津贴。1933年,又以省政府名义制定了《省立中学设置暨改制纲要》和《师范教育实施纲要》。为发展职业教育,1935年,针对职业教育的体制、专业设置和分布、教学与实习,省政府又制定了《建教合作办法》,明确要求职业中学与所在地区同性质建设机构合作,以解决职业中学师资匮乏、教学设施与实习场所不足的问题。这些教育规章的颁布实施,有效推进了全省“依法治教”的进程,对于完善教育体制,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发展教育事业,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关才子”的厚重文化底蕴

龚自知在云南现代文化教育史上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是与他天分高、勤奋进取,幼时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又到北大大开眼界,回滇后在文化教育上能事事领先有关。他的父亲龚藩曾为四川提督唐友耕幕僚,候补知县。幕僚,其实也就是高参、秘书,意味着见多识广,文化基础扎实、雄厚。龚自知大得乃父遗传,幼年时厚实的私塾文化基础和青年时期练就的眼光和胆识,使他有可能接触那个时代文化上的领衔人物,接受新思想、接触新事物,并迅速恰当地作出反应。还在北大读书期间,龚自知就受到过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等导师思想的熏陶,回滇后又曾得到过当时在云南游说唐继尧参加护法的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的赏识,所办《尚志》杂志刊名题字,即为这位国学大师手笔。以此为起始,龚自知在他此后一生的所作所为中,充分体现了他过人的文化智慧,被誉为“大关才子”。

既称才子,则才子择偶必与其才情相配。龚夫人彭望澄,乃是旧时苏州城里赫赫有名的“尚书第”彭家大小姐。而彭家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其家族直接与现代中国文化重量级人物蔡元培、章太炎、李根源等发生直接关系,举足轻重。龚自知能在云南现代文化教育史上有所作为,和他特定的家族及所处特殊社会位置有关,且意义重大。

有个叫俞明的作家,与彭家很熟,曾在《新民晚报》上连载过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纪实故事,叫《五妹旧梦》,讲的就是彭家五姐妹及其文化名人的逸事;苏州的古吴轩出版社将其改名为《尚书第旧梦》,并配以精美插图正式出版。可惜该书印数太少,现在已经不易找到。书中披露,明末至晚晴,苏州彭氏先后出了13名进士。在清代苏州出的24名状元中,祖孙状元及第者,仅彭氏一门。后来翁同龢为彭蕴章撰书墓志铭时,这位皇帝的老师就自称为“门下士”。彭家五姊妹中老大嫁龚自知,老二、老三分别嫁给了李根源家和章太炎家,而章、李二人都是对中国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量级文化人。

处于这样一个“文化场”中的大关才子,会是一个什么状态、性情呢?《尚书第旧梦》为我们作了这样的表述:

其实,云南教育厅长龚自知,是云南有名才子,是龙云秘书和智囊,思想进步。

……龚自知才华横溢,为人忠诚,虽生得矮小些,但相貌堂堂,眉眼间有股英气。

龚为人狷介狂放,除了工作结交政界人士外,至交都是一些教育和文化界的知名者。他说话诙谐,处事随和,但心里蕴藏着不能出口的话。……他衣着朴素,一件布质长衫,脚着布鞋。……

也就是这样的人,方可谓之“才子”,而由这样的才子来领导一个省的文化教育,这个省的文化教育事业,就必将和他所交往的重量级文化泰斗发生关联,并且必然地带有高瞻的、先进的特征;在这样环境下的教育事业,必然会欣欣向荣。

参阅资料

1.《大关县文史资料》第一、二辑,大关县政协编印;

2.《昭通地区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3.《咱们昭通人》,邹长铭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

4.《云南史志研究文选》,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5.互联网相关网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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